中共自从2008奥运会之后向国际社会开展其“大外宣”工作,至今已经十年。所谓“大外宣”,是“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的简称。开始时,国际社会对此并无太多认识,十年后的今天,大家终于看出“大外宣”对其社会带来的潜在危机,从而开始自觉地抵制它。在此时此刻问世的何清涟女士的新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以下简称《大外宣》)就显得十分及时。
对中共宣传工作的组织结构、体制、政策、手段等各方面,何清涟女士堪称是最权威的专家。她在2008年出版的《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一直成为研究中共宣传工作的学者不可或缺的经典参考书,迄今尚未有能出其右者。
十年之后,她再接再厉出版了《大外宣》一书,可以说是前书的姐妹篇,详细分析了中共“大外宣”对国际社会的危害性,这对西方世界主张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的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
中共的“大外宣”是什么东西?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目的就是要争夺国际话语权。一篇阐述他这个观点的文章说:
“国际话语权的拼争,就是争夺影响和调控国际舆论的权力。当今世界,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先发制人,在解读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评说国际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释各种国际游戏规则的复杂竞争中占到优势,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让世界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国的声音和观点、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受众的对中国观点和中国道理的认同和认可[1]”。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的“大外宣”,是要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力图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另一篇阐述习近平思想的文章,更杀气腾腾地强调要“敢于亮剑”,它说:
“在面对事关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重大议题上,必须始终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发出中国声音、阐明中国观点、讲明中国立场,绝不能失语、缺位。特别是对西方社会在针对涉华重大热点敏感问题上别有用心的造谣、歪曲和恶意污蔑、攻击,更是要正面交锋、敢于亮剑、坚决批驳、严厉回击,绝不能当左右迎合的‘摇摆人’、态度暧昧的‘两面派’、独善其身的‘老好人’。外宣工作,需要的是‘战士’,绝不需要‘绅士’”[2]。
从这些阐述文章可以看到,中共的“大外宣”,事实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挑起一场与西方的战斗。
有人会问:为什么国际社会必须警惕中共的“大外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也是通过官方支助的传媒及文化机构在国际上宣扬他们的观点吗?笔者认为这里有本质的分别:
第一,从目的看,西方的宣传,是属于“意见自由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上不同意见互相竞争受众的支持,它是经济学上自由市场(free market)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它是指让人民群众、让各党各派都利用报刊充分自由地表达各自的意见。而充分的表达意见的前提是给予人民有关各项事物的充分的信息[3]。中共的目的则不然。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就向新闻工作者提出“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4]的要求。中共的目的是要“把地球管起来”,而不是让不同意见纷呈。
第二,从制衡看,由于西方社会强调多元性,即使官方刻意宣传某一种观点或者意识形态,必然会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出现来同官方的抗衡,从而避免极端思想泛滥,例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盛行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却完全无碍美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就是一例。但是,中共的宣传就完全不同,它的宣传是单一绝对而又不容其他意见存在更遑论挑战。人民也无选择不接受其宣传的自由。
更何况,近70年的历史已经见证了中共的宣传对大陆、台湾、香港等社会造成的破坏。
首先看看中国大陆。中共自1949年夺得全国政权后,出于建立“一党专政”制度以及巩固共产党权力的需要,它对中国人民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而这种思想控制工作就是中共宣传部门的核心工作内容。这种立足于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宣传工作,具有几个特点:
一,由于中共崇尚“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些观念经过长达70年的宣传后,使人们漠视任何道德及法律上的规范。
中国年青作家韩寒说过:“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环境里,前几十年教人凶残和斗争,后几十年使人贪婪和自私,于是我们很多人的骨子里被埋下了这些种子;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了信仰和共识,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美丽新世界[5]”。
这种宣传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人既残暴又贪婪的一个现实的写照。这种宣传使中国人民变得庸俗化、鄙夷化。
二,由于中共认为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是“一党专政”的最大障碍,因而视这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出来的价值为危害国家安全(实质是危害其执政地位)故千方百计予以封杀。在它的宣传下,中国人民普遍敌视及主动排拒普世价值,这就使中国社会离开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三,为了方便控制人民的思想,中共垄断讯息资源,人民只能够获得单一的资讯,这使他们不但自身闭目失聪,而且不愿意接受不同意见,更遑论虚心反思反省自己的问题,这使人民愚昧化。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这就是中共宣传“愚民化”的最佳总结。
中美贸易战打响后,内地有个网民(新浪的“慕良博客”张建华)发了一个帖子,在论坛和微信上疯传,列举了18项“第一次才知道”的事实,包括原来中国的经济并非如宣传的那么好、中国很多技术是来自美国等等,认为是贸易战使他获得启蒙[6]。这就充分说明,中共的宣传使人愚昧。
四,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不惜大肆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从狭隘和盲目的人群中汲取源源不绝的无形的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支持。最近正值中美贸易战之际,中共官媒新华社11月13日发表一篇报导,“民族意识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目的就是要调动起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来支持中共对抗美国。
长久通过宣传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爱国主义来支持中共,必然使部分受影响的中国人潜存一种“暴力”倾向,随时准备以语言甚或肢体暴力来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2018年9月30日,中共央视国际部(CGTN)记者孔琳琳大闹英国保守党年会并动手打“汉奸”就是一例。
五,中共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扭曲整个中华民族的敌我观,造成方向性的错误。从近百年的大历史看,中华民族的敌人是北方的俄罗斯(清朝时期的沙俄及民国时期的苏联)而不是美国,这仅仅从两者有没有掠夺过中国领土就足以说明之。
但由于中共是苏联催生并豢养的,所以除了上世纪60年代有过短暂时间反苏外,基本上外交政策都是反美为主(改革开放后虽然强调了对美友好,但骨子里仍然视美国为假想敌)。这种宣传影响所及,人民动辄视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的头号敌人。这种错误的敌我观不利于中国同美国及西方国家发展长远稳固的关系。
七十年的宣传,也是中国人受洗脑的七十年。每个中国人在经历过这个个人没有选择却又无从回避的强制性洗脑过程之后,很多中国人于不知不觉间被塑造成为庸俗的、愚昧的、盲动的、反美、反西方的群体。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只要十分一的人是庸俗、愚昧和盲动,这本身就足以对国际社会构成莫大的威胁。
其次,从香港近20年的历史看,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20年的历史经验,就是中共的“大外宣”政策成功地把一个原本崇尚自由、法治的社会,渐次变成一个半自由,半法治的社会(篇幅关系无法在此展开来谈)。香港的经验,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近乎完美的范例来说明中共如何可以凭借其“大外宣”力量成功地改造一个社会于无形。
从以上的历史经验看,中共的“大外宣”就值得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
令人不安的是,中共使内地人民庸俗化、愚昧化和盲动化的宣传工作;现在正通过其“大外宣”策略向国际社会推进。从2008年开始,中共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向国际社会强力推销它的价值观,就笔者亲身接触到的他们的活动包括:
一,中共的价值观、是非观、历史叙述等;
二,中共的发展模式;
三,为杜绝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批评,不惜维稳于国门之外及把防火墙筑到别人的家门口;
四,在海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寻找中共的代言人,替中共说话;
五,对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渗透和改造。
以上仅列举其荦荦大者。经过整整十年的“大外宣”工作,西方国家终于开始认识到“大外宣”对其国家安全及政治、社会制度带来的危害性,从而采取防卫性措施。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如果所有遵行普世价值的国家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中共的“大外宣”,则庶几可以抑制中共如病毒般的意识形态荼毒国际社会。至于如何做?何清涟的《大外宣》有详尽的分析。
笔者认识何清涟女士超过30年。作为一个记者,她为新闻工作者树立了一个专业的典范,这就是: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正因为此,笔者看到她在新闻工作中,敢发言,重证据,不轻信。
例如,她对中国“溃而不崩”的论述,就比一般“支爆”论展现出一种难得的冷静。此外,她对新闻有独特的敏锐,往往能够洞察事件的因由及预见其结果,因而对形势的发展能够有精辟的分析。她是笔者一个十分敬重的行家,蒙她邀约为新书写序,我欣然答应。
作者2019年春志于香港大学仪礼堂
【注释】
[1]王慧:“外宣工作者如何应对西方媒体偏见”(作者系《中国日报》社主任编辑、《中国日报·香港版》及亚太分社副总编)2016年06月06日13:56
[2]张知干:“新时期外宣工作应树立新的外宣理念”
[3]“意见自由市场”的理论最早是从英国的约翰·密尔顿(John Milton)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引申出来的。
[4]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5]见《太平洋的风》,载“联合新闻网”2012年5月14日
[6]详见拙作:《贸易战戳破“中国模式”的神话》,载《信报》网络版论坛,2018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