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被中央否定的《刘志丹》是第几稿？李原给阎红彦辩诬，连点基本党史常识都没有，阎红彦诬陷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目前留下来的会议纪录白纸黑字有阎红彦的发言全过程，他能抵赖吗？阎红彦给康生告密的电话记录的抄件乃至原件至今被完好保存，李原敢于否认那是假的吗？李原这种人撒谎都撒不圆，难怪当初被轰出昆明。

其他人或许不知道这首民谣的来龙去脉，阎红彦岂能不知？阎红彦不但知道这首民谣，而且更知道这首民谣的背景。他之所以在回忆文章中含糊其词，是因为他不准备让读者了解到谢子长的“另一面”。由于历史上的派系关系以及自身的利益所关，阎红彦一开始就反对李建彤为刘志丹树碑立传，虽然他嘴上也说写刘志丹可以，但是，他同时强调“不如写谢子长”。而且，当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走访他的时候，阎红彦大肆诋毁刘志丹及其部队，阎红彦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反过来则自夸他和谢子长的部队是如何纪律严明等等，最后，阎红彦居然咬牙切齿的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刘志丹在陕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一直威望比较高，如果刘志丹的部队纪律如同阎红彦所说之差，我们则很难理解在刘志丹死后，当地百姓会自发的采取顶礼膜拜的形式纪念刘志丹，小说《刘志丹》的冤案出来以后，连派往陕西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都吃惊的发现“刘志丹在陕西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尤其是阎红彦所说的“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更是比较过份。但是，何家栋以及李建彤、刘景范还都没有从阎红彦的这句话中听出他的“杀气腾腾”。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上卷），他在简单的看了几篇以后就武断的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代的历史”。7月23日，阎红彦给作者李建彤写信阻止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信中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的这封来信。随后，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8月上旬，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报告此事。

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难掩其破绽百出。关于阎红彦告密一事，在薄一波等人的回忆录中写的非常明白。薄一波所著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的10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陈清泉等编撰的被称为官方正史的《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页中也说到：“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习仲勋本人后来曾经如此回忆这件事：“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314页）习仲勋提到的“某人”指的就是阎红彦。

那么，阎红彦到底是什么时间向康生进行的告密呢？原康生办公室（简称“康办”）秘书穆勤（应当事人要求，故而采取化名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现场回忆。他说：“康生在（1962年）8月23日让我把阎红彦的电话记录找出来送给他，附在次日给杨尚昆的那封信的后面作为说明。按照办公室的规定，信件的发出特别是发往中共中央办公厅由康生亲自署名的信件，我们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份电话记录的原件现在中央档案馆。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后来给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找过我了解当时的情况，专门做了笔录，我还签了字，这份笔录现在还在中组部。”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阎红彦为了继续纠缠西北历史上的恩怨，利用小说《刘志丹》开始向习仲勋发难。

如果仅仅是阎红彦的告密以及康生的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导致习仲勋最后的落马。而真正让习仲勋走向深渊的则是1962年下半年开始的毛泽东一手策划的极左政策的全面复辟以及就此徐徐开幕的更为酷烈的党内斗争。

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并不甘心也不认同自己在经济上的瞎指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上的大滑坡。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开始越来越怀疑包括刘少奇、彭真在内的原来在延安整风期间极力拥戴自己出掌中央全权的这批领导人是否有借助批判“大跃进”错误的机会抹黑其个人形象、减损其个人威望、架空其个人势力的企图。我们在《高饶事件》一章中已经介绍过，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准备削弱刘少奇系统的力量，只是因为高岗、饶漱石充分暴露“火力”以致于让整个计划胎死腹中。如今，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毛泽东看来，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利用这些东西大做文章，1956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大做其前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阴云再度掠上毛泽东的心头。

1962年8月6日到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城市、财贸、农业等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可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放下农业等问题不谈，却大讲特讲阶级斗争，谈到了“单干风”、谈到了对“光明”、“黑暗”的比例问题。8月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集中炮轰了农村出现的“单干风”现象，还不点名的批评了“大跃进”运动中的“红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9月24日，毛泽东在正式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度大谈阶级斗争，并且耸人听闻的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而且毫无根据的指出党内所谓的“修正主义”问题，尤其是谈到了平反、翻案问题。毛泽东强调“不能一律都平反”，这句话矛头所指就是针对彭德怀的“万言书”。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出于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以及延续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定下来的调子，继续对彭德怀“维持原判”、“不准平反”。为此，彭德怀激愤之余，写就“八万言书”给毛泽东，集中批驳了刘少奇对他的种种无中生有的指责。特别是对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有关“彭、高（高岗）联盟”的论断表示强烈的抗议。毛泽东见到这份“八万言书”以后，还没有拆看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彭德怀又给我下战表来了。”1962年8月，毛泽东与柯庆施、陶铸、王任重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他平反。”领会了毛泽东意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就在9月24日的会上说彭德怀的来信是“卑鄙下流”、“全部翻案”。毛泽东在同一天的休息期间说到：“现在是国内国际、天上地下，看到了一点错误，太阳黑子，就拼命攻击，乌龟王八相连。”表示出对“翻案”的极度愤恨。

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9月3日，阎红彦第二次去信给杨尚昆，提出两点意见，还是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开座谈会，谈谈西北历史问题。他哪里知道，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泽东亲自召见了康生。

康生自从延安整风以后，因为在“审干运动”中的穷凶极恶以及忠实的执行毛泽东的整风方针使得一时间“特务如麻”、天怒人怨。最后不得不由毛泽东亲自出面为其开脱。事实上，当时不仅在中共党内对康生多有不满，就连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就康生问题提醒毛泽东的注意。但是，毛泽东并不完全买帐，特别是在康生使用问题上，毛甚至丝毫也不让步，他在给季米特洛夫的回信中高度赞扬了康生，他说：“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当任弼时指责康生在“抢救运动”中比较过分的时候，康生当面就顶任弼时：“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苏联党就是这么搞的，你去过苏联，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中共“七大”的一次会议上，有些领导干部谈及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康生充耳不闻，作为党内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不得不打圆场的说到：“这是一人向隅，满座不乐。”以往许多党史教科书或者回避毛泽东与康生的真实关系，或者对其过程进行必要的裁减，例如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列举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能相信他的话。”这样看起来，似乎毛泽东对于康生颇为有些厌恶，然而，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简陋，也并非这些党史教科书中的断章取义所能遮掩。康生自从三十年代末投靠毛泽东以后，终其一生都得到了毛泽东无比的充分信任，诚如毛泽东自己对季米特洛夫说的那样“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批示处决卢福坦等一批犯人的会议上，康生对谢富治等人亲口说过：“谁也不要想打我的主意，主席（毛泽东）是信任我的，是保我的，主席与我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康生的“肃反”对象涵盖了中共党内除毛泽东以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甚至连江青、张春桥也不能逃过他的视野，就在他行将就木之际还就江青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向毛泽东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而素来对江青呵护有加的毛泽东竟然丝毫不怪罪康生，反而通过秘书转告康生，说他“对党忠诚，对敌斗争狠”。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评价，居然让康生在“四人帮”垮台后仍旧继续风光了好几年。

1962年8月26日，毛泽东与康生谈话之后，有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继续升级。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这张纸条是康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场宣读的，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张纸条的真实来源。1967年9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工作会议上，康生谈及了这件往事，康生说：“主席（毛泽东）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从毛泽东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发明权实际是属于毛泽东，而非康生。

由于毛泽东给小说《刘志丹》定了性，所以，与会者立刻闻风而动，对《刘志丹》乃至习仲勋、刘景范口诛笔伐、大肆叫骂。实际上，这些人比起阎红彦的“阶级觉悟”还是差了一大截子。9月8日，就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阶段，阎红彦就在西南组发言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完的，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阎红彦的讲话整整比康生递条子、毛泽东阐述早了半个多月。康生也接着阎红彦的话继续抨击小说《刘志丹》，康生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阎红彦与康生的一唱一和，震惊了会场内外。而毛泽东点名小说《刘志丹》以后，阎红彦更是公开批判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虽然，我们前面提到，习仲勋的蒙难与整个逆转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阎红彦的告密乃至诬蔑、无中生有的栽赃给这场现代政治文字狱提供了充足的“炮弹”，这是阎红彦一生都洗刷不掉的绝大污点。

在揭批习仲勋作为小说《刘志丹》的所谓的“幕后主使”这一过程中，主要是说习仲勋“密授机宜”、“为高岗翻案”、“篡党夺权”这三条“罪状”。第一条“密授机宜”，据当事人之一的、原工人出版社编辑何家栋回忆：“习仲勋担任过陕甘苏维埃主席，是刘志丹的老战友，还担任过西北局书记。这一审查不要紧，他就把总编辑吕宁、编辑室主任周培林叫去谈话。习仲勋前后提了两次意见，说要写成三个缩影――‘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把陕北写成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吕宁把谈话记录交给我整理。我整理出来两千字。李建彤不让扩散，不想利用习的名气去造势。如果习仲勋想利用小说搞什么名堂，他会找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面授机宜’吗？”第二条说习仲勋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也是无中生有。小说《刘志丹》中塑造了一个叫做崇炎，后来改为罗炎。据何家栋介绍，小说《刘志丹》中提到这位号称是以高岗为原型的罗炎一共只有两处，一处是刘志丹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军委委员罗炎，罗炎交给刘志丹两份文件，还问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第二处是刘志丹南下失败，回到照金，见到了罗炎，罗炎也只说了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以上两处描写，哪一处是给高岗翻案呢？又有哪一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呢？至于第三条“篡党夺权”就是把当年“高饶事件”中高岗提名习仲勋进入政治局的旧案又重新翻了出来，其实这件事是毛泽东点头允许的，否则高岗怎么敢擅自作主提名政治局委员人选？以上这三条主要“罪状”其实都是莫须有。但是，这起大案的主使者的目的却绝非以打倒习仲勋为终极目标，习仲勋遇难还只是一个开头。

毛泽东听任康生、阎红彦等人把小说《刘志丹》与高岗挂起勾来，这样既可以隐去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全部行迹，也可以通过这一大案彻底牵住刘少奇的政治神经。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回忆，从1961年到1962年，康生多次到刘少奇那里谈编辑刘少奇选集的事情，康生说：“毛主席提出编辑少奇同志德选集以后，我是毛遂自荐当主编的，我还主张先发表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而就在1962年下半年，康生再一次找到刘少奇，谈及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情，这一次康生说：“主席的意思，让少奇同志尽快同编辑小组集中谈几次话，把这件事完全定下来。”与毛泽东重提高岗一样，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也是麻痹刘少奇的又一奇招，毛泽东就是让刘少奇产生某种必要的错觉。果不其然，刘少奇在9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做了重要讲话，其主旨与毛泽东的思路基本吻合。在讲话中，刘少奇大批习仲勋，刘少奇说：“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毛泽东此时插话：“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奇又说：“《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毛泽东补充说：“彭（彭德怀）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毛泽东、刘少奇一唱一和的发言，真正算得上相得益彰，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被他们踩在脚下、任意改编，可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或许没有想到，四年以后，他就成了“彭、高、习”的总后台，得到了比“彭、高、习”还要悲惨的下场。

既然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那么，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在批判习仲勋的现场会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被“请”了出来，现身说法，“控诉”、“揭发”高岗同习仲勋的“密谋”。李力群揭发习仲勋在高岗死前曾经有过一次密谈，这次密谈的内容，被李力群归结为三点：第一，习仲勋“劝说”高岗与刘少奇等人斗争到底；第二，高岗、习仲勋继续鼓吹“陕北救了中央”；第三，习仲勋交给高岗的儿子高毅（小名高老虎）一把手枪，让高毅为父报仇。李力群的三点揭发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高岗、习仲勋既然是“密谈”，李力群怎么知道的？高岗的儿子高毅远在西安，习仲勋给这个青年人一把手枪，千里迢迢从陕西跑到北京来“为父报仇”？这比演义还要荒唐的揭发居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联系到1965年12月为批判罗瑞卿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所谓的刘亚楼临终四点意见，两者竞有惊人的相似，而其实质都是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其实，不仅是像李力群这样的“死老虎”要为揭发习仲勋添砖加瓦，就连在位的封疆大吏诸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等人也必须表明态度、狠揭习仲勋。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奉命找张德生谈话，希望他对习仲勋的批判“立新功”，张德生无奈之下，只能牵强附会的给习仲勋列举了八条“罪状”，其中重要的六条如下：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2、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字都不能改。”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4、在1961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5、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揭发下，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包括康生、贺龙等）据此定案，习仲勋就此遭遇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而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当然也难逃“法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奉命审查刘景范，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回忆：“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列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著，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可是，就在习仲勋等人相继落马之后，毛泽东在同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谈话时却意外的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毛泽东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这种“马后炮”在毛泽东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说这番话的时候，毛泽东早已经把炮打的目标锁定在了刘少奇、彭真等人身上，所以，这时候的习仲勋在毛泽东眼中自然也就是“好同志”了，不过，令人倍感纳罕的是，在这位“伟大导师”口中成了“好同志”的习仲勋并没有因此逃脱劫难，相反更加恐怖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等待着这些人。

来源：西北革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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