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号，中共教材委员会印发2019至2022年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对各学段、各学科领域教材，推出统一管控法规。

规划中列出的政治审核规定包括：“凡编必审、凡选必审、谁编写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并宣称要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入课程教材，使其成为教材建设之魂。

前武汉《中国》杂志社记者刘逸明：“这个教材里面把这些都加进去，我觉得就有点像以前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什么书上面都有毛主席的语录，这个不太好，让人感觉教育受政治的影响太大，也给外界一种个人崇拜的错觉。我觉得教材嘛，还是尽量的不要刻意的去迎合政治，这样才比较好，比较纯粹。”

同一天，中共教材委与教育部联合下发多个新规，要求全国的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而普通高中，都不得选用境外教材。

其中还规定，普通大学、职业院校如果选用境外教材，也必须按照中共的有关政策执行。

刘逸明：“这个学校尤其是高校，应该是思想比较自由的地方，不能够划这么多条条框框，对学生有太多的限制，实际上也等于是限制了他们开拓进取的这种精神，限制了他们“博天下之堂唯我所用”的这种传统学习方法。”

另一项“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则要求学校选用教材“要严格遵照选用结果”，不得以地方课程教材、校本课程教材等，取代所谓的国家课程教材。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陈闯创：“因为国外的教材，如果你看了一下，不管是涉及到人文类，还是涉及到自然科学类的，他们在总的一个基调来说，还是有普世价值作为基础的。在西方的教材中，显然不会出现这种明显涉及到政治洗脑的内容，那共产党当然不希望中国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能够有这种教育。”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陈闯创认为，中共在义务教育方面封杀外国教材，是为了隔绝中国青少年接触海外文化教育。

陈闯创：“我们如果返回到十几年前，在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可以看到，他们曾经打着跟世界接轨的口号的时候，曾经是很欢迎接受国外的优质教育的影响。但是现在是最高统治了，他的意识根本上变化了，那么教育部门也就相应的变化他的管理思维。”

陈闯创说，中共用“党文化”破坏正统的人类文化，现在强制学校使用“党文化”教材，目的是要把年轻人驯化成有利于中共统治的工具。

《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则对媒体表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让中共当局意识到“愚民教育”的重要性，预料中共封杀外国教材的范围将会持续扩大。

事实上，中共对中国人的“愚民教育”从中共建政就一直如此，文革时最严重，后来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后稍有放松。习近平上台之后，又开始加剧。

去年8月，中共当局将“上帝”一词从中小学教科书全部删除，将《卖火柴的小女孩》、《鲁宾逊漂流记》等外国文学经典读本中涉及基督教、《圣经》有关的字眼也都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