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作中共江派“白手套”的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自2017年1月底在香港失踪后，迄今下落不明。有传闻说他是被中共警方带回大陆配合调查。
《南华早报》9月24日引述一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最近几个月，虽然肖建华的沟通自由有限，但一直在给中共领导人写信求饶，希望能从轻处罚。但信件是否送达目的地尚不清楚。
他很可能被指控“操纵股票和期货市场”及“代表机构行贿”这两个罪。
报导说，在9月早些时候曾举行了一次预审会议，类似于初步听证会，这一结果标志着中共处理肖建华一案即将结束。
有分析认为，肖建华的审判可以在几天内开始，但也有熟悉肖案件的人表示，调查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正式审判可能比预期的要晚。
肖建华是明天系的幕后控制人，在大陆拥有数家上市公司。肖建华1月27日在香港失踪，传闻他是被中共派人从香港四季酒店带回大陆配合调查。中共要求肖建华出售1,500亿元人民币资产，以偿还银行贷款。
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士此前透露，吴小晖和肖建华都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他们透过复杂的财技，为中共江派海外走资、洗钱，同时兼具特务角色，以国际顶尖富豪身份通过做生意，负责拉拢、收买西方海外顶尖政要。
英国《金融时报》也曾报导，明天系之所以能成为首家拥有金融全牌照的民营资本集团，与肖建华不断结交政界权贵并成为替权贵家庭牟利的中间人、“白手套”有重要的关系。有媒体报导，肖建华与曾庆红之子曾伟、梁光烈之子梁军、周永康之子周滨、中共前央行行长戴相龙的女婿车峰等多名江派“太子党”关系密切。据称，曾伟2007年以30多亿元鲸吞资产达738亿的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时，肖建华的旗下公司是其前台白手套。
据悉肖建华在里面的日子不好过，已经交代了大批江派大老虎的内情，包括已落马的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安邦董事长吴小晖均在其中。
港媒《南华早报》9日消息称，肖建华控制的企业帝国今年将剥离价值1,5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以偿还银行贷款。在此之前，明天系已剥离了约1,0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陆媒报导，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掌控着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了30家金融机构，总资产近万亿元人民币。中共内部评估其资产高达2万亿元。
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披露神秘富商肖建华参与金融政变的内幕。袁红冰是肖建华北大时的老师，双方曾多次互动，袁红冰担忧肖建华知道太多，可能会像此前博熙来的白手套徐明一样在关押期间突然死亡。
袁红冰教授披露他与肖建华当年是师生关系，肖建华是八6级的法律系的最年轻的学生，15岁就考进大学，而自己是八6级的主任，管理整个八6级法律系学生。肖建华当年留校也是主任袁红冰签字同意。
访谈中，袁红冰分析了肖建华的发迹的深层原因说：“共产党的权贵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制造腐败的经济体制，在这体制下能够成为一个暴发户，肯定是存在极其肮脏的权钱交易，甚至跟共产党这个黑手党沆瀣一气的。”
他认为，包括肖建华、郭文贵等所有能够在共产党权贵资本主义下暴发起来的商人都如此。
他明确表示，2015年的金融政变就是自己学生肖建华策划操纵的，并证实外界传说的肖建华跟江派有密切关系，他说：“肖建华跟曾庆红家族（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也和江泽民家族有很密切的关系，还跟张德江、张高丽、刘云山的家族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他认为肖建华除跟江派家族有密切关系之外，还跟非江派的家族也关系密切，是一种全方位的渗透，“政治局委员无论是现任还是包括以前、现在还活着的、包括已经退下去的常委等等这一个统治中共的寡头集团，其中相当大多数的家族，都以肖建华为白手套。”
他强调：“肖建华之所以能够在金融界这样呼风唤雨，除了曾庆红儿子的帮助之外，他和戴相龙和周小川等等这些金融界人士的关系，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陈云家族建立起来的。”
对2015年大陆股市雪崩式的坍塌（外界称金融政变），袁红冰表示要放更大背景来看。他说，“在中国，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中无官不贪、无利不图。因为权贵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制度，在中共的千万贪官污吏中，可以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出身于非太子党家庭的官员，比如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周永康等，另一个是太子党出身的，就是中共建政时期的军队中少将之上的、党政机关的就是地级以上的官员出身的后代。
他表示，中国的太子党把中国的权力看成是整个太子党寡头集团的。而肖建华所渗透的阶层，不仅是非太子党出生的官员家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太子党出生家庭的官员，而且这些太子党官员的子女们都跟肖建华形成了紧密经济联系。
他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相当程度上已经触及到了太子党的这些家庭，或者说使得这些家族利益也感受到了威胁，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发生了2015年的金融政变。这个金融政变就是肖建华主导操纵的。据悉这次政变的商讨之中，包括太子党的家族还在夸北京大学的人有魄力，敢有这样的想法。”
袁红冰介绍，“肖建华搞这次金融政变的目的就是希望习近平要适可而止”，“更具体的讲是想保住权贵市场经济下，所形成的千万贪官污吏和依附于这些贪官污吏的奸商、恶股之间的联盟，这是宫廷政变所谓金融政变的基本面。”
他认为肖建华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客观上反映出中共内部的一个政治危机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因为事实上权贵市场经济之下所形成的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股之间的利益同盟，恰恰是现在集权政治的社会基础，包括像肖建华、郭文贵这样的人对其赖以产生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要发起挑战，甚至相当程度上对这个体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说明当代中共的极权专制的体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危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腐败，而是政治上已经腐烂入骨。”
他强调，中共政治危机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甚至再次爆发像“六四”或者像前苏联这样全民反抗、全民起义这样大规模式运动的因素都已经成熟了。
袁红冰认为，“2015年金融政变直接的目的针对的是中央的政策，更直接的是针对王岐山。”“所以他们想通过这一次金融政变，彻底的从王岐山手里，把当代东厂的权力、锦衣卫权力夺过来。”“他们觉得王岐山这么搞下去，已经直接触动他们的利益。”
袁红冰还表示，“产生腐败的根源就是共产党的权贵市场经济，不在经济体制上寻求腐败的突破点，所有的反腐败，实际上都为保护共产党的寡头集团的私利。”
袁红冰强调要尽早结束中共暴政：“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中共暴政是对中国国运最恶毒的诅咒，如何尽快结束中共暴政，那是事关中国的最根本的政治利益。早一天结束，中国所受到损失就减少一些，如果长期允许它存在，中国的国运可能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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