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于天夫表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特权，使这些人胆敢这样地践踏法律法规，不但在校内绑架毕业生，还对路过学生用脚踹，“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为的话，那什么样的行为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他并质疑校方，但校方给出的回复是：警告全体学生不要参与支持最近的劳工权利活动，强调如果学生“挑战法律”，将为此承担责任。

无疑，这样的经历会让无数个于天夫们重新审视中共治下的中国，重新审视貌似光鲜的北大。实际上，从今年4月北大外院学生岳昕因要求学校公开二十年前强奸学生的中文系教授的内部处理文件而遭到威胁后，北大不少学生就应该是切身感受到了寒意，那就是中共的钳制已经深入校园，任何异见都不被当局所容，而号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早已留在过去的岁月中，如今的校方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帮凶。知晓这样的事实，有多少学子的内心会感到悲哀？

不知是否与岳昕、张圣业这样有着独立思想的学生“挑战法律”、“挑战当局”有关，北大新成立了北大委员会巡察办公室和北大内部控制管理办公室，显然其主要职能应该就是加强对校内学生的控制，将老师和学生的不满和抗议消灭于萌芽中。这注定将在北大的历史上成为耻辱的一页。

在这耻辱的一页上，北大让人侧目的不仅仅是打压学生，亦包括配合当局打压教师，允许信息员举报教师，限制讲课内容，开除课堂上讲授异见的老师等。今年6月，北大还拒绝两名香港大律师到校授课，该课程是香港大律师公会与北大合开的一门课程。彼时法律界质疑事件背后有政治因素，即中共意图教训曾就一地两检等议题批评当局的大律师公会。

这样的北大让人窒息。然而，曾经的北大不是这样的，她曾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有着独立的学术精神，有着一群懂得如何维护“大写”、如何爱护教师学生的校长和行政人员，更拥有一些特立独行、让人高山仰止的教授。而这样的北大却只存在于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等高校联合组成）必须遵循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使用全国统一教材并举行统一考试等。这项命令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推举冯友兰教授起草了《抗辩书》。国民政府收到此书后，只得对此事不了了之。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十年期间，他曾七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1919年第三次辞职是因为“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抓了不少北大的学生。虽然蔡元培并不认同学生的行为，但他依旧四处奔走，将学生营救出来，随即辞职以表明自己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后被挽留。第六次辞职则是因为曾在北大任教、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抓捕，了解罗的人格的蔡元培认为其是冤枉的，遂辞职以抗议行政干预司法，抗议政府违背法治。

至于被中共视为早期重要领导人的李大钊，在北大长期宣传马克思主义，蛊惑学生，而其十年间之所以可以一直平安无事，一是北大的保护，拒绝北洋政府通缉的压力而将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对学术、对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权势压迫。试想，今天的北大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今天的中共能容许治下的北大聘用一个“反共”人士吗？从北大任由自己的学生被抓就知晓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让北大屹立于那个时代，并为人所敬仰，并让北大的“大”格外醒目。

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北大的脊梁开始被打断，众多文化传承的精英惨遭迫害，或被害致死、自杀，或被迫出卖自己的人格，接受中共的洗脑和改造。时至今日，北大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早已死去，今日的北大，已了无民国时的生气和活力，师生谨言慎行。此时的北大除了培养愈来愈多缺乏良知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外，还培养了不少不知傲骨为何物的“软骨病人”；整个校园，也随处可见官场的味道，媚上已成为北大行政人员自觉的选择，是以恐吓学生、配合当局抓捕学生在校园中出现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让北大变成今日了无生气的北大的祸首自然是中共。一党专制的中共从未放松对知识分子的钳制，表面常常说要尊重知识分子，但在实际中哪有一丝诚意？反观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分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毫无疑问，能够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国政府的诚意。因为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总是强者，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北洋政府对于共和政体的尊重和国民党政府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正是奠定诚意的基础。

因此，抛弃中共，也是每位北大人为了复兴北大所必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