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称“我没有敌人”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死于监禁之中、骨灰被撒入大海整整两年了。人们有理由强烈质疑他是被人民公敌中国共产党谋杀并毁尸灭迹。用中共的维稳术语说是被永远的“消除兴奋源”了。其实，从宏观的角度看刘晓波案，不难发现这是中共“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原则的实际应用，而且是执行得比较彻底的一次。

中共本以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像防范每年都有人到林昭墓祭奠林昭那样祭奠刘晓波而让中共寝食难安，但他们没想到的是绵长的海岸线更加不容易控制。尽管以前一些人因海祭刘晓波而被中共投进监狱，还是有人不断地以各种形式进行悼念。

不管是“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还是“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都是中共为了维护其极权专制，而向人民发出的“不作顺民共奴就是敌人”的直接死亡威胁。多年来，尽管中共在这方面手段隐蔽，但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为了方便作恶，还把原来的黑帮绑架方式以“指定监视居住”的名义写进了法律，甚至还包括可以半年不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恶法条款，且只要中共想做，还可以不断半年半年地滚动延长时间。由此可见，如今中国的法律，事实上已经到了“中共就是法，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程度。因此，在恶法的遮掩下，在709大抓捕中，许多律师除遭受了严重的酷刑折磨、被迫电视认罪外，还被强制喂食、注射不明药物，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他们身上被人为制造的潜在病症或慢性投毒何时会发作，谁也无从知晓。在中国，律师尚且被如此，又何况是普通民众！

刘晓波先生被肝癌死了；李苏滨律师也是肝癌去世了；李柏光律师也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肝腹水去世了。还有北京的曹顺利，江苏的杨天水等等众多遭中共长期迫害死于监禁之中的人们……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许多人权律师、异议人士相继得了肝病而离世？甚至就连身在法国的张健也得了肝脓肿客死他乡，魏京生先生也险些因肝脓肿而丧命。被中共绑架回中国关进监狱的彭明先生在监狱被害后，中共为了掩盖罪证，把他的大脑和心脏都取走了（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ql1-12122016103432...）。福建的赤脚律师纪斯尊先生被迫害于7月10日在福建漳州市芗城医院离世，这时他刚刚服完四年半刑期离开监狱74天，且一直被中共软禁在医院里。他去世后，立即遭中共强行火化毁尸灭迹。

院方说是“内出血”，什么样的内出血？肝出血？还是胃出血？详情不得而知。

上述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曾被中共抓捕关押过，一直被中共视为敌人，长期遭中共的打压迫害。

相对而言，那些知名度不高的普通维权者和访民的命运则更加悲惨，即使突然去世了，连死亡原因也少有人关心。

也许是因为山东李宁的妈妈李淑莲2009年被官方截访者打死，李宁不断控告所造成的影响，让中共的爪牙们改变了做法。近七年来虽然暴力截访不断，但访民直接被殴打致死的案例少了。尽管如此，访民的死亡率并未减少，反而不断增多。七年来仅山东临沂的访民先后就有八位情况不明地突然死亡，有的被说成是“心肌梗死”，但多数原因不详。他们都曾因上访而被中共绑架关押和殴打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眼中钉和重点管控对象。由于各方对庞大弱势群体的关注一直很少，全国每天究竟有多少类似临沂访民突然死亡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当然也无人调查，无人知晓。

不幸的是，中共的谋杀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成为常态。被中共谋害的人无论是死在监狱里、医院里，还是在软禁中，死了也就死了，因为对于中共来说，只要是为了维护它的政权，人命便不再关天。

恶政不除，人民难安。明白人都知道结束共产专制是结束罪恶之源的最好方式，但在中共灭亡之前，我们也应思考：“何以制止中共对人民的谋杀？”我认为这一思考、讨论和行动迫在眉睫，否则必将有更多善良的、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的人士遭中共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