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宣布推动生物安全立法？

图为“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三维结构图。(www.cdc.gov)

习近平称，“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等。

这是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公开提到“生物安全”。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外界一直在关注病毒来源问题。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或科学家，都曾质疑或暗示此病毒可能与中国武汉P4病毒实验室有关系。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又让外界对造成本次重大伤亡疫情的病毒来源充满各种猜测。

自由亚洲电台导援引曾负责起草美国《生物武器反恐怖主义法（1989）》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的话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代表他意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博伊尔说：“ （中国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制度性规范，尽管中国（中共）投入很多心力发展国防生物武器。据我的了解，他们在BSL4病毒实验室研发、储藏这样的生物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历史上，这些实验室都有泄漏（病毒）记录。”

一位熟知P3实验室运作模式的美国病毒学博士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很讶异的是， 你们是还没有做好（法规未完善）的意思吗？ 我很讶异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的法规。它们已经盖了好几个P3、 P4实验室。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上述人士介绍，以台湾生物安全法规为例，除了按国际标准明确规范病毒级数、致病程度，还细到如何管制废弃物、如何穿脱隔离衣等各种动作都有一定的作业程序。

台湾自2003年SARS疫情后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领军，參考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等相关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及指引，逐步完善生物安全法规。

“为什么要有法律？因为一个病毒要被带出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比如你今天处理检体的时候，戳破了手套、没有处理程序，你要不要通报主管？还是就回家到处走？或是有些时候，我们养病毒，分装到一百个试管， 我每拿一管起来做实验，都要在电脑里面做记录。”

专家：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

报导引述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欧尼尔国际卫生法中心研究员、博思法律事务所资深律师刘汗曦的话说，实验室生物安全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卫安全的重要指标。

刘汗曦说，因为这次武汉疫情很有可能是来自于生物实验室的管控不当，而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存在于中国全国各地，包括医院与大专院校等各种实验室中。“这个法规不立好，下一次爆发类似危机的风险还是很高。”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有位阶的。如果只是一个行政规范，或只是实验室管理层级（制订的规范），位阶就不够。提高法律位阶，代表国家对此的重视。可以处理很多权力冲突的问题。”

刘汗曦进一步解释，比如专责机构的责任划分、实验室的预算、研究权力、研究范围、违反规范的罚责、刑责等，都是需要有中央统一标准的法规，来处理现行可能有的规范之间的冲突。

对比美国在1989年已经出台的相关法规，弗朗西斯·博伊尔强调，他不是要批评中国，也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感到非常遗憾，但此次病毒已造成国际事件，所以他呼吁应关闭所有的P4病毒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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