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去年年底的孟晚舟事件，让外界看到了华为的欺诈，以及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共的不可信。

2018年12月7日，加国检察官约翰·吉布-卡斯利（John Gibb-Carsley）在孟晚舟的保释听证会上告诉法官，孟晚舟被指控犯下欺诈罪，因为她向多家银行谎称，华为和据称与伊朗做生意的香港星通科技有限公司（Skycom）没有关系，以逃避美国在2009年到2014年间对伊朗的制裁。

据《南华早报》12月6日报导，10月29日，孟晚舟与父亲、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一起参加了内部问答讨论，孟晚舟和任正非都提到了要“控制守法成本”，公司在外国营运时要小心留意当地的合法规定，有时也不一定完全遵守。

任正非甚至说：“美国的守法政策非常严格，但美国公司已经习惯了，没有人敢违法，（守法）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们仍然可以达到高速发展。我们公司尚未形成这种习惯，所以沟通成本很高。”

此外，时政评论员陈思敏去年12月26日撰文表示，华为承认设立中共党委，但在公司官网上的相关介绍中却遍寻不着，而在“管理层信息╱监事会”中会发现，监事会成员周代琪，其头衔除了常务监事，还有“首席道德遵从官、道德遵从委员会主任”。

事实上，华为早在1994年设立党委系统。陈思敏认为，其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就很说明华为的诚信有问题。

新浪网站2017年“盘点成立党委的互联网公司”中披露，早在2007年，华为党委就已下辖300余个党支部，并拥有12,000多名党员。

陈思敏还表示，现任华为党委书记周代琪的公开报导表明，时任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丁少华2012年在美国听证上的“党委组织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提供员工关怀，敦促员工遵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绝不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的说词，无疑是在国会山当众扯大谎。

他认为，这也说明，华为高层其实心知肚明，美国等各国对于华为的各种疑问，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无法信任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