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证据已经表明，“Skycom”确实隶属于华为，而对于华为是否违反制裁协议、与伊朗暗中交易，有华为前员工“林夕”（网名）不久前透露，之前曾在微信群里爆料公司年龄歧视、逃税，以及参与伊朗业务的两名华为员工，在约好接受媒体采访后突然“失踪”。据信其已被当局拘捕。

其中一位网名“爱吃萝卜”的说自己可以证明华为卖了设备给伊朗，并说自己“在12～14年就做IranCell项目”，曾去伊朗出差，自己护照上也有伊朗的签证页。网名“张禄”的也透露，华为卖设备给伊朗是公开的秘密，自己10年前就曾卖过交换机。

显然，华为的大胆并非始于孟晚舟。令华为和其背后的中共尴尬的是，根据美国媒体报导，2015年7月，“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后，美国与伊朗关系快速升温。应美国的要求，伊朗曾向美国公开了受制裁期间，中国企业与伊朗之间的各种贸易往来。这其中包括中兴、华为等企业与伊朗的交易内容。而美国是否在引渡孟晚舟的听证会上使用这些证据，还有待观察，但这对华为和孟晚舟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好消息。

还有更多信息表明，华为不仅违反了美欧对伊朗的制裁禁令，而且还曾违反联合国针对伊拉克的制裁禁令。

来自《观察》网站的文章称，2004年10月6日，美国伊拉克调查团首席武器检查员查理斯·道尔夫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伊拉克武检报告》（全称：《美国中情局特别顾问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分为六个部分，其中提到了伊拉克的萨达姆通过向中国输出石油，积极和中国交往，就是为了通过中国来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旨在结束联合国制裁，并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破坏后来的石油换食品专案”。

由于物质利益的驱使和意识形态上的亲和，中共很快和萨达姆政权打得火热，并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协议，私下和伊拉克发展军事和经济往来，政治上逐渐沦为萨达姆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传声筒和应声虫。

《报告》专门有一节介绍了中共是如何帮助伊拉克发展无线通讯的。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中对无线通讯的种类和功能做出了详细限制，以阻止伊拉克发展威胁邻国和世界和平的现代化军力。但中共却通过华为等公司，在无线电通讯方面大力帮助萨达姆。

《报告》写道：“无线通讯是中国公司和伊拉克一个频繁合作的领域。而无线电通讯技术既可用于民用又可用于军用领域。萨达姆政权用中国生产的电路板和光纤把静态指挥、控制和通讯基地联系起来。联合国的制裁条例限制伊拉克恢复远端通讯系统。因此此类现代通讯设备也在受限制之列，因为它们既可民用又可军用。伊拉克政权绕过了联合国的限制，在联合国的监督范围之外用现金购买或非法获取等手段获得了这些物资和技术。”

报告指出，整个2000年期间，华为公司和另外两家中国公司大规模地参与了巴格达市区和周围的通讯工程工作，包括供应、安装无线通讯开关、十万条线路，并敷设光纤电缆。2001年初，华为公司撤回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移动通讯合同，借口是很难从一家美国公司获得关键设备。但是，到了2002年，华为公司又利用印度的公司做中间商继续非法向伊拉克提供光纤传输设备，用于那里的无线通讯专案。

此外，根据《报告》，中国不止一家公司违反联合国决议，而它们之所以如此大胆，就是因为要听命于中共。更让人震惊的是，中共甚至还帮助伊拉克发展违禁武器，如导弹。《报告》称：“本质上讲，中伊之间的采供关系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经济上是只求实利的，但最终却为伊拉克提供了违禁物资，主要是远端通讯设备和弹道导弹设备。这种关系使伊拉克得以改善自己已有的导弹能力。”

在中伊交易中，中共常常利用幌子公司和中间公司，以掩盖自己的恶行，这与华为涉嫌利用其在香港的“Skycom”在伊朗开展业务如出一辙。

另据美国中情局的资料显示，华为不仅曾在阿富汗为塔利班政权装设电话通讯系统，替伊朗政府装配电信定位技术监控伊朗民众，还曾帮助非洲、中亚、南美等政府构建监听及定位系统。

2007年10月《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报导援引密西根州的共和党议员麦考特致议员的公开信，称：“1998年，江泽民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世界‘超限战’中的外国政策原则：用武力威吓，用金钱诱惑。在20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个资讯作战部作为军队的第五分部。现在，我们面临中共进行资讯战的企图。”

麦考特并指出，由前解放军官员任正非设立的华为公司被视为“中国最不透明的公司之一”。在2002年9月19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中，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尔霍林阐述了华为对伊拉克提供科技上的协助。而在更早的2000年，中情局还发现华为贩卖光纤设备给萨达姆以提升伊拉克的军事科技和通讯，这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国际禁运规定。

毋庸置疑，一路走来的华为，之所以一再违反相关制裁措施，乐意与独裁政权为伍，完全是因为背靠邪恶的中共政权。是以，无论华为再怎么漂白自己，都无法说清自己与中共的关联，也因此无法赢得世界的信任。同样基于这样的背景，孟晚舟未来的命运也堪忧。